2020年11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著作权法修改后共6章，67条，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时隔10年，《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尘埃落定，对比修订前后的内容，可以非常直观地发现，核心内容调整主要对应到了互联网时代与著作权有关的关键问题上。比如，新增“视听作品”;复制权增加了“数字化”复制手段，为网络上日益增长的听书、电子书应用建立规范;广播权新增“无线”广播方式，使得网络直播有法可依，另增加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等。

　　1、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法定赔偿上限提高到500万元，明确法定赔偿数额下限为500元

　　著作权法修正案规定，“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

　　这一规定与《民法典》第1184条规定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一脉相承，与《商标法》第63条、《专利法》第71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7条基本一致。现阶段，知识产权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比例不高，知识产权案件中著作权纠纷案件占比较大。

　　那么，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著作权案件中应当如何适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的《民法典理解与适用(侵权责任编)》的理解，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仍要坚持“以补偿救济为原则，以惩罚性赔偿为补充”。惩罚性赔偿是高压线，防止司法不当干预市场经济活动。司法实践中，应当在当事人主张适用的前提下，根据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构成要件进行适用、论证。

　　同时，此次将著作权法定赔偿上限提高到500万元，对著作权侵权案件适用酌定赔偿、法定赔偿提供了新动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定赔偿限额提升后，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可能存在制度上的竞争，使得当事人或法院怠于精细化地处理案件，径行适用法定赔偿。

　　此外，法定赔偿数额的下限为五百元的规定也引人瞩目。这一规定在此前的一审、二审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并未涉及，作出著作权侵权赔偿下限规定，彰显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加大惩治，利于遏制现阶段图片、字体等类型纠纷频发但赔偿金额少的侵权现象，推动社会形成尊重版权、尊重创新创造的氛围。

　　2、规定视听作品，将类电作品改为视听作品

　　“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及其他视听作品”“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在这次著作权法修改中，统一改称为视听作品。这种变化反映了产业界迅速发展对著作权带来的挑战，比如近些年兴起并且已经发展成数千亿市场规模的网络游戏，网络游戏直播如何定性、网络游戏画面如何定性等;再比如，音乐喷泉、灯光秀、烟花秀等如何归类定性。这些问题的出现，催生了视听作品的立法。

　　但是，关于视听作品的定义及构成要件没有作出规定。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与视听作品之间区别是什么?目前还没有答案。对该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实践中具体案例裁判做出可操作的要点，逐渐形成共识。同时，要防止视听作品作为单独客体类型后的泛化适用，判断时应当在符合作品要件的前提下，进一步判断是否符合视听作品的构成要件。

　　3、 对广播权进行合理扩张

　　“第十条 第十一项广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者转播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但不包括本款第十二项规定的权利;

　　第十二项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修改，回应了当前较为突出的网络直播著作权侵权问题，以后网络主播未经许可翻唱、挂播他人作品，将落入权利人广播权的规制范围。法院进行审理网络直播、挂播等非交互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将不再用原来的兜底条款予以救济，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衔接将更严密，法律适用也更为清晰明确。

　　4、修改作品定义，作品客体类型开放

　　著作权法此次修改，对作品定义和作品类型作了修改。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等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同样是作品。

　　对作品定义的修改，这应当是著作权法修改中最为根基的问题，也是源头问题。作品的定义虽然采用的是概括式概念描述的方法，但并未封闭，对作品的把握依然是判断作品的要件，即是不是在文学、艺术、科学领域，有没有独创性，能不能以一定形式表现。摒弃了原来实际上并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的兜底规定。这将为司法实践腾出可适用的空间，贯彻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原则。

　　5、合作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著作权法修改对合作作品的规定汲取了《著作权条例》的规定，并对公报案例的裁判要点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9期)。修改规定为“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许可他人专有使用、出质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

　　合作作品突出强调有共同创作的主观意图，创作者有实质性的创作行为，如果仅仅是对原作品做一些简单的辅助性工作，不能认定为参与创作，不能认定为合作作者。这样规定，一方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有协商约定的从其约定;无法协商约定的，无正当理由不得妨碍作品的正常传播，所得收益归所有的合作作者。这样既保障了作者的经济收益，又不妨碍作品的正常传播流通。

　　6、规定演员职务表演权利归属

　　著作权法修改增加了演员职务表演，即演员为完成本演出单位的演出任务进行的表演为职务表演，演员享有表明身份和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其他权利归属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职务表演的权利由演出单位享有。

　　相较于演出单位，演员一般较为弱势，从立法上对演员的权利予以强化。突出表演者的表演作品的人身属性。同时，明确演员除表明身份和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权利外，其他权利也可以进行约定，并非职务表演当然归演出单位享有。尽管立法上作了有利于保障演员权益的倾斜，但站在演员或演出单位的不同立场，对权利的维护，对风险的规避，答案截然不同，能否真正得到保障可能还有待实践检验。

　　7、明确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法人，规范管理，信息公开

　　依法设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法人，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授权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使用费收取标准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和使用者代表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申请裁决，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将使用费收取和转付、管理费提取和使用、使用费未分配部分等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并应当建立权利信息查询系统，供权利人和使用者查询。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监督、管理。

　　新增的规定，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定性上其属于非营利法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进行著作权的管理，收费标准以协商为主，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裁决或诉讼。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需要加快建立权利信息查询系统，完善我国著作权许可交易的短板，同时，信息透明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8、凸显对阅读障碍者的关爱

　　著作权修法中，增加“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为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凸显对残障人士的关爱，体现著作权修法的人文关怀和温暖。

　　这次著作权法修改，将盲人改为阅读障碍者，并且不再限制作品类型，让阅读障碍者能感知的方式使用作品，这是著作权法修改很大的进步，让残障人士在立法上得到更多的关爱，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到多姿多彩的文化，丰富内心精神文化。

　　法律仅仅是平衡各方利益，知识产权法这一点尤为突出，知识产权案件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利益之争，是产业之争。当下著作权法修改十年磨一剑，这把剑已经成品，如何解释条文是所有著作权应用者的首要学习任务，在解释中应用，在应用中完善。

　　相信，随着知识产权共同体的不懈努力，对著作权法核心概念、核心法条、核心条款会有逐步共识的理解，在解释中推进著作权法理论和实践水平的提升。